《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 汪宏倫 主編
台大SINO啟鳴社2014/11/27讀書會 導讀大綱
林彥瑜 侯昱堂 (記錄:劉定成)
導論「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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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引用漢娜鄂蘭的一段話。(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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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東亞區域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點,幾乎都與國家的集體暴力極端形式──戰爭或戰爭遺緒(及戰爭所創造或殘留未決的問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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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族群與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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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半島:分斷體制與反美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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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民族主義」、「歷史修正主義」、「和平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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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的歷史記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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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台的釣魚台/尖閣諸島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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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也有關於「戰爭遺緒」(如:戰爭記憶、戰爭責任、創傷與賠償等問題)的研究與文學、電影作品陸續增加。當前的東亞社會,從台灣、中國、日本、韓國、沖繩等地,處處可見戰爭所留下來的遺緒與國家暴力的傷跡,人們忙著撫平傷痕、保存記憶、控訴迫害、要求賠償、反抗壓迫。這個趨勢背後的成因包含:
1.
冷戰結束,原本被壓抑凍結的戰爭遺緒問題開始浮現。
2.
歷史週期感(對特定數字的週年特別有感覺)與世代意識(某些參與或經歷重大戰爭的世代開始凋零時,人們會想「留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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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有人反省戰爭作為集體暴力的本質,或深入探討戰爭對近現代東亞的意義。大部分的論者都只是把戰爭視為政治或經濟的延續,因此主要的分析概念與會仍是帝國、殖民、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戰爭與暴力的任意性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遭到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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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目前的東亞,戰爭所造成結果的任意性不斷受到來自不同陣營的人持續挑戰。例如歷史認識問題、以及記憶與遺忘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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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論點:我們一直生活在戰爭遺緒當中。當代的社會,就是「戰爭所孕育出來的社會」。戰爭,是探討「現代性(modernity)」問題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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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會學家有將社會和平化(pacifying)的傾向,即使是衝突學派,所關注的僅止於個人層次,而非宏觀的國家暴力或武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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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戰爭與軍事本身,不如說是嘗試將戰爭納入社會學的整體思考中。本書是嘗試將戰爭主題化(thematize)與理論化的集體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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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賽維茲(1976):「戰爭無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續」v.s.傅柯(2003):「政治乃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傅柯的話,隱含著「對內」與「對外」兩層解讀的意義。這也呼應著韋伯對國家與權力的界定:「國家是壟斷合法暴力的政治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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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戰爭指的不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一種「社會內戰」。強調「治安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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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強調「軍事─外交的裝置」,所謂「安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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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對傅柯的批判:權力不一定要被justify,但一定要有legitimacy。然而暴力則不可能是合法的,而權力不是暴力,並不以屈服別人的意志為行使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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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家的擴張滲透使得政治權力在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戰爭也就透過政治而變得無所不在à問題意識:「戰爭透過什麼樣的手段、如何被延續?這些延續中的戰爭,對於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與樣態,有何關連或啟發?」(接本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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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戰爭的發生與終結」作為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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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章:war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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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五章:war leg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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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問題:
1.
理論與宏觀歷史層次:第一、二、三章。
2.
戰爭期間與戰爭狀態得具體分析:第四、五章。
3.
戰爭所牽涉的倫理問題:第六、七、十章。
4.
微觀的個體層次,探索戰爭之「零餘主體」與負面經驗,即「戰後正義」的問題:第七、八、九章。
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
一、 導言:東亞的國族問題與戰爭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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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國族主義爭議:日韓獨竹島之爭、中日台釣魚台之爭、中越菲南海主權問題、中國因素在台灣等等議題。在交錯的民族主義下,存在著「重層的怨恨結構」。即因為歷史上的屈辱、挫敗、苦難與悲情而存在著明顯的怨恨心態(resentment),甚至進一步形成了「怨恨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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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問題意識:為什麼東亞諸國重要的內部分歧與外部爭議,都與戰爭及其遺緒有關?……(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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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概念的界定:並非本質主義的實體指涉。一方面指的是地域,一方面則指這個地域在歷史文化的建構性與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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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論證:戰爭的極端報歷史的戰爭經常成為轉化既有社會結構的歷史事件。本文用「戰爭之框」來指涉這種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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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框」有兩種意涵:
1.
由戰爭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框架;
2.
透過這個框架,戰爭被賦予意義、並被加以詮釋或記憶。
à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或多或少都經歷了戰爭或武裝衝突的過程,因此幾乎每個民族國家背後,都存在著戰爭之框,且這些戰爭之框並不隨著戰爭結束而消失,反而因為民族國家的建立而被制度化,稱為「國族之框」。
à形塑著人們對於過去歷史、現實情勢與未來走向的判斷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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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提出戰爭之框作為分析概念,並簡要地勾勒當前存在中、日、台各地幾種不同的戰爭之框,梳理這些戰爭之框與國族主義的關連。
二、 理論與概念:戰爭、「戰爭之框」與國族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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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定義:兩個有組織的武裝政治團體(其中通常至少一方為國家)之間進行的暴力抗爭。(à閩客械鬥不算;但霧社事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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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框的定義:選擇性地刻劃作為戰爭行為本質之經驗。從而構成了一種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例:美國在伊拉克的虐囚照片,grievable
and non-grie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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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延續Goffman對框架(framework)的定義:「管理社會事件以及我們對其主觀涉入的組織原則」,框架可被定調與再定調(keying
and rekeying)à導出了本文「戰爭之框」的兩種意涵(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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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框劃定界線,區別敵我:「可悲傷vs.不可悲傷/不值得悲傷」、「值得活vs.不值得活」。(例:二戰、國共內戰,把對手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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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n(p.169):「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國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它對公民施加義務,要求同心協力。」à戰爭承載了「神義論(theod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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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框架本身並不是意識型態,意識型態是為認知框架「定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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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也不是一種本質性的存在,而是被建構的。相互衝突的框架彼此不可共量,但人們可以選擇給框架重新定調或跳脫框架。例:戰爭之框變為國族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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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戰爭之框不僅區分敵我、鞏固內部,還必須提供救贖,對戰爭的任意性賦予意義,更要合理化暴力的使用。(例:冷戰的美蘇對立與今日的「普世價值」)
三、
東亞的戰爭之框:日本、中國、台灣
(一)日本:從「大東亞戰爭」到「太平洋戰爭」與「和平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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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亞戰爭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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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日本要擺脫亞洲的「惡友」,效法歐美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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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戰爭」:抵禦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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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解放戰爭」:幫助亞洲從西方白種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
ú 「從東亞驅逐侵略者,對此我們沒有一絲一毫進行道德反省的必要。敵人就應該快刀斬亂麻地徹底消滅。我們熱愛祖國,其次熱愛鄰邦;我們相信正義,我們也相信力量。大東亞戰爭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變,使它在世界始終獲得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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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與軍國主義教育:英靈與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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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依舊存在
ú 戰後右翼: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1964),小林善紀《戰爭論》(1998)。
ú 「被害者意識」:小男孩與大胖子,人類史上唯一被丟過原子彈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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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視框
ú 日本從19世紀以來的作為,都是出於「自衛」,而非「侵略」。
→之所以進軍支那與東南亞,是為了把白種人趕出東亞,是「國際情勢所迫」。
→終局被打敗,是成為「受害者」。無需為任何戰爭行為道歉,也毫無責任可言。
→所以現在要做的不是道歉,而是重新奪回戰爭話語權。修改和平憲法,成為正常國家。
ú 退一步說,儘管承認是日本發動了戰爭,那也只是在效法列強。如果僅因戰敗,就必須承擔帝國主義與殖民者的罪虐,要日本承認罪惡與錯誤,而不去追究比他們發動更多戰爭的西方殖民者,是無法接受且不公平的。如果歷史解釋權是靠戰勝才能奪取,則日本沒有必要甘居戰敗的弱勢。日本如有應反省之處,則是在於「戰敗」,而不是「做了應該道歉的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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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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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
ú 原為美軍對太平洋戰線的稱呼,後因戰勝而帶入日本。
ú 讓人相信日本發動戰爭乃野心家與好戰軍人的錯誤決策,老百姓是無辜的。
ú 東京審判、和平憲法:完全不是來自內部的反省批判,而是美方的指導與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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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ú 將焦點放在右側與美國的戰爭,忽略日本在左側亞洲發動的略戰爭、拓展帝國的問題。
ú 把責任歸於一小撮人,使一般人失去反省身為國民在戰爭所扮演的角色與應負的責任。
ú →解套:「十五年戰爭」與「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些識框皆傾向承認日本的發動戰爭是侵略性質,也更願意反省其罪行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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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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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戰爭,也不以戰爭之框看待世界。將框架拆解轉化,成為反戰和平的誓言。
ú 有明確的制度基礎:憲法九條、和平教育。
ú 奠基於戰敗經驗及普遍的受害者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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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ú 其實仍是太平洋戰爭之框的衍生物。「在武力的脅迫下逼著放棄武力」。
ú 國內有制度基礎,國際上卻不然。
ú 所謂「自衛隊」,仍是實質的軍隊。
ú 和平教育避重就輕,較少深入探討發生戰爭的結構性因素。
ú 國際現實主義當道。愛、希望與和平如何應對?
ú 成為美國的附庸:「美日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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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亞戰爭」vs.「太平洋戰爭」的兩個對立框架;與試圖拆解所有框架的「和平基調」,三者造成日本戰後政治體制與民族主義爭議擾攘不安。
(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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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三座大山」、洗刷「百年國恥」的戰爭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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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侵略、內戰、新中國:一個從戰敗恥辱到光榮勝利的光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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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建立共產革命的戰爭之框。其軍事思想與戰略指導方針成為建國神話的一部分。→影響當代中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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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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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日、KMT、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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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成為合法性的來源,被合法化,成為國家本質的一部分。(此特質大部份國家皆有,但在中國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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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戰爭成為常態。對比於日本,多是追悼戰爭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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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毛主義難以為繼,民族主義與愛國教育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基礎。此時,革命傳統與爭記憶反而再度被強調,甚至被提昇到精神文化遺產的高度。(小日本、小日本、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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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問題」:甲午戰爭的遺緒(帝國侵略與割地的恥辱)、國共內戰的延長(美帝干涉)。
(三)台灣:多重交錯、矛盾互斥的戰爭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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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的)大東亞戰爭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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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具現實意義,主要在於對過去的記憶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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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之框、被視為敵人,這對於日後獨派陣營形塑「中國」這個敵人有相當的親近性。統派形容獨派為「皇民」,也是基於「大東亞戰爭之框」與「抗日戰爭之框」的對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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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框與國共內戰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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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框:戰勝者國民黨,1945帶入,為扭轉台人戰爭意識,確立民族認同。eg.納入霧社事件,莫那魯道入祀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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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之框:敗退者國民黨,1949帶入,強調民族正統,合理化國民黨威權統治。
ú 敵人:台獨、中共、黨外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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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過程,同時也拆解了這兩個戰爭之框。若林正丈:「脫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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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共內戰之框,仍是國民黨、王炳忠(統派)、共產黨定位兩岸關係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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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外省之分:這兩個戰爭之框與流離經驗的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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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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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外來政權」戰爭之框:以台灣為預設的戰爭主體,將國民黨視為外部的殖民統治者。基本上是針對過去歷史上因戰爭造成的統治者更迭所導致的苦難傷痛,逐漸醞釀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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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侵略/併吞」戰爭之框:「轉調」過去國民黨的反共、恐共框架(國共內戰之框),並且不再以「內戰延續」來理解中共威脅,而是將其視為是「併吞」、「侵略」,是新興的想像共同體與PRC之間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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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台灣存在多重戰爭之框(大東亞、抗日、反共、反外來政權、反併吞),這些戰爭之框彼此之間存在矛盾,卻又互相生成轉化,以致造成許多矛盾或弔詭的現象。
四、結語:重審現代性──戰爭、國家與「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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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形形色色的戰爭之框保持清醒與警覺,避免流於表面膚淺的描述、感嘆與喟嘆,是我們處理戰爭於與戰爭遺緒時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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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詮釋民族的過去與未來,但也加諸許多限制,使不同框架的人難以互相溝通理解。兩個敵對的框架甚至是不可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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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現代性在中國與日本的開展,以及台灣國族問題的起源,都直接與戰爭與戰爭遺緒有關。戰爭與現代性之間,究竟有什麼關聯?啟蒙高舉理性大旗,人的價值被奉為無比神聖,為何十九世紀以來因戰爭與集體暴力死亡的人數甚至超越人類歷史了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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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與工業化本身不必然隱含暴力,與戰爭不必然有因果關聯;但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所構成的國際體系,以及背後所牽涉的地緣政治中,重視戰爭與尚武精神的軍事主義卻是國家生存極為重要的關鍵(Mann
1988)。資本主義欲積累財富,工業化帶來科技進步。一旦軍事實力不平等結合累積財富與權擴張的慾望,現代性便可能帶來戰爭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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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東亞有一個共同的現代性,那從共同歷史經驗裡尋找一個可行的「現代性批判」,對理解現代性與戰爭、暴力,與對戰爭及其遺緒的反省,將是可能的金鑰匙。